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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字法学研究现状，数字法学可以分为：作为代际革新的法学范式、作为对具体数字法律挑战的回答、作为新的法学研究方法、作为助力法治实践的工具四种形态。它们分别服务于实现中国在法学理论上的创新、解决数字技术产生的法律难题、以新的研究方法助力理论研究、用数字技术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四个目标。对照上述目标反思数字时代的法学研究与教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数字技术的角度看，除第一种数字法学不成立外，法律人在第二种数字法学中仅需了解与待处理问题相关的技术基础原理，在第三种数字法学中不能只掌握数据统计等技术，在第四种数字法学中只需要扮演使用技术以及反馈需求的“用户”。但是，面向数字时代，法律人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对经典基础理论、专业研究方法以及专业核心技能进行深入研究与学习。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law research,i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forms:as a legal paradigm of intergenerational innovation;as an answer to specific challenges of digital law;as a new legal research method;and as a tool to assist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y serve four goals respectively:to achieve innovation of legal theory in China;to solve legal issues arising from digital technologies;to assist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new research methods;an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le of law practice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Reflecting on leg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n light of the above goals,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except the first type of digital law;in terms of the second type of digital law,legal practitioners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technical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e issues to be addressed;with regard to the third type of digital law,the practitioners cannot merely master technologies such as data statistics;as for the fourth type of digital law,they only need to play the role of “users” who use technologies and provide feedback on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the core task of legal practitioners is still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study of traditional basic theories,professional research methods,and professional core skills.
(1)代表文献为：陈景辉：《数字法学与部门法划分：一个旧题新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宋维志：《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1期；刘庄：《幻象与本相：法律人工智能及其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2期；张志铭：《热闹而无深入——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不能一哄而上》，载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2024年5月21日，https：//mp. weixin. qq. com/s/h6J4JBDXkK3ltcg-9LbplA．
(1)参见雷磊：《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1)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2)代表性观点参见雷磊：《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丁晓东：《数字法学：多维知识的组织方式》，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刘艳红：《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数字时代法学发展的范式转型》，载微信公众号“光明理论”2024年12月23日，https：//mp. weixin. qq. com/s/_5hk5vM9_wRCZXrNOtotZQ。
(3)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
(4)参见雷磊：《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1)参见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胡铭：《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路》，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2)关于“数据”与“数字”的概念辨析请参见：时建中《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
(3)参见胡铭：《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路》，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4)比如，智能投资顾问的责任应当由设计者还是金融从业者负责的问题。参见高丝敏：《智能投资顾问模式中的主体识别和义务设定》，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类似的问题还有自动车侵权问题，参见冯珏：《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5)参见白建军：《大数据对法学研究的些许影响》，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1)参见左卫民：《迈向大数据法律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2)参见邓矜婷、张建悦：《计算法学：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载《法学》2019年第4期。
(3)参见王禄生：《论刑事诉讼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303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
(4)参见刘庄：《幻象与本相：法律人工智能及其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2期。
(5)这三方面的总结参见李占国：《“全域数字法院”的构建与实现》，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1期。
(1)参见宋维志：《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1期。
(1)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2)参见雷磊：《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3)参见陈景辉：《数字法学与部门法划分：一个旧题新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
(1)See Joseph Raz, The Law's Own Virtu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9:1,p.3(2019)．
(2)See Tom Parr, Empowering Workers, Philosophy&Public Affairs,Vol.52:4,p.397-429(2024); Filippo Santoni de Sio, Txai Almeida&Jeroen van den Hoven, The Future of Work:Freedom, Justice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27:5, p.659-683(2024)．
(1)关于数字人权的讨论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刘志强：《论“数字人权”不构成第四代人权》，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郑玉双：《基因科技伦理的法理划界：以人权为中心展开》，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3期。
(2)See Judith Thomson, The Right to Privacy, Philosophy&Public Affairs, Vol.4:4,p.295-314(1975); James Rachels,Why Privacy is Important,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4:4, p.323-333(1975)．
(3)宋维志：《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1期。
(1)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
(2)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请参见陈景辉：《算法之治：法治的另一种可能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4期。
(3)左卫民：《迈向大数据法律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1)参见左卫民：《迈向大数据法律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2)参见左卫民：《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解读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
(3)参见左卫民：《迈向大数据法律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4)参见刘庄：《幻象与本相：法律人工智能及其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年第2期。
(5)如果要推荐一篇同时在三个方面做得都不错的文章，请阅读艾佳慧：《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4期。
(1)参见郝乐：《人民法院应用电子卷宗的理论基础、实践考察与制度完善》，载《档案学研究》2022年第2期。
(2)参见长友吉：《民事案件在线诉讼中“征得当事人同意”之突破与细化——基于在线诉讼的功能挖掘与比例正义》，载《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3)相关报道请参见：《多地法院曾引“最高法意见”判案，最高法裁定书：没出台过》，载澎湃新闻2020年7月31日，https：//www.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8505409。
(4)参见蔡立东、郝乐：《司法大数据辅助审判应用限度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1)参见孙占利、胡锦浩：《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审判的问题与应对》，载《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1)各个部门法中已有学者对该学科的正确学习方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我在此仅以分析法哲学为例。陈景辉教授如下的两篇文章可以被视为关于该学科学习方法研究的姊妹篇：《如何阅读法学经典著作？》，载《法学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哈特为什么重要？——当代法哲学导引》，载《澳门法学》2024年第4期。
(2)See Liu Sida&Li Caitao, How to Do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without Numbers?,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53:3,p.1259-1273(2023).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G642;D90-4
引用信息:
[1]张竹成,陈旭辉.对数字法学研究与教育的“冷思考”[J].法学教育研究,2025,50(03):166-183.
2025-07-31
2025-07-31